唐潮文萃｜杨盛翔：沙洲归来再读史

栏目介绍：

往期《唐潮》，收录了大量精彩的老师访谈和约稿文章，这些都是《唐潮》的宝贵财富。在学术自媒体平台高度繁荣的今日，这些资源，不应被束之高阁而蒙尘，也不该闭门造车而独享。编辑部将它们重新誊录，配图辅之，制成“电子版”《唐潮》，拟名《唐潮文萃》，作为公号的固定栏目之一，陆续放送，以飨读者。

沙洲归来再读史

作者简介：

杨盛翔，男，河南罗山人。2015年7月入校工作，讲师，硕士生导师。目前已开设世界古代史、世界通史、世界中世纪史等课程。研究志趣集中于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史学史领域，对于共和制度在中世纪晚期至现代早期的孕育和嬗变，尤有涉猎。 

自敦煌东归已经两个月了，由于窟内无法留影，回来后的日子又颇为忙乱，未经整理的记忆已经开始在脑海中渐次褪色。我们感谢戈壁滩上的干旱保存了伟大的古代遗产，然而当西安用一场鲜活的朝雨迎接下车的同学们时，我从年轻的脸庞上看到的仍然是疲惫过后的惊喜和满足。回到熟悉的生活中，荒原上的风、骆驼刺的触感、在特定情绪下与师生的聊天，都仿佛清晨初醒时的梦境一般若即若离，但与此同时，另一些认识却在沉淀中越发清晰起来。

 我们当然不应忘记敦煌。 

01

那是一座古今交汇的城。莫高窟藏经洞的封藏恰如历史的定格，五万件敦煌遗书记录了千余年间的学问和世态。从十六国到宋元，文献的长河聚合了无数支脉，而后竟汇入这一间逼仄而幽暗的石室，悄然、断流、长眠。当 1900 年王道士与工人挥锄凿破一堵虚有其表的泥墙时，他开启了一扇穿越时间的门，两个千年在这一刻不期而遇。既然毫无准备，未施粉黛，相遇难免有些尴尬。年青的伯希和在六合饭店展出了手上世所罕有的孤本、善本，令皓首穷经的京城宿儒们捻须长嗟。这一幕的戏剧性比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再度发现古代希腊、罗马的皇皇巨著，亦毫不逊色。王国维、陈寅恪、向达奏请政府抢救劫余文物，刘半农、姜亮夫散去个人资财， 从法国抄录经文，依稀重现了当年彼特拉克、瓦拉、波吉奥踏访人迹罕至的修院，搜罗古代拉丁遗稿时的艰辛和欣慰。“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的”，此言不虚，但这是窟外的历史。窟内的古卷还是原原本本地裹成千余包放在那里，落满了古时的浮尘。窟外的历史在不停地流转渐进，窟内的历史却还 停留在封存的那一刻。无论先人是出于废弃、逃难离开了这里，还是另有原因地留下了这座 “三界寺的图书馆”（荣新江先生新说），国史都因此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化石和旧照。今日的敦煌是一座新生的城市，这座十余万人的小城有质朴的民风和现代化的市政建设。古与今交汇，为敦煌留下了两件宝贝——丰富的自然矿藏和灿烂的人文遗产，这支撑了矿业和旅游业这两大敦煌经济的支柱。城外的敦煌是莫高窟、阳关、玉门关，城内的敦煌则是隶属嘉峪关的一座县级市，是党河风情线和沙洲夜市。古与今，断裂和延续，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并陈在来客的眼前，这就是西北的做派。 

02

敦煌，还是一座连接东西的城。 季羡林先生认为“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以世界史为研究志业的我在初闻此说时，一则自豪，二则唏嘘，因为古代希腊、伊斯兰、印度文明之间的互动远为频繁、深入得多，此说成立的难点实则在于中国。 由于地理的客观阻隔和认识的主观封闭，我国对于世界的了解在这四个古代文明中是相对欠缺的。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点在中国，换言之，即使在中原王朝的盛世，我们也顶多愿意敞开西门，招徕天下商旅互市瓜、沙，要说主动走出国门，查访四夷，我们是没有兴趣的。古代中国最伟大的旅行家是谁？国内也许当属周穆王、郦道元、顾炎武、徐霞客，境外游呢？是甘英、玄奘，还是郭侃、郑和？恐怕答案是两个更加不为人知的名字，汪大渊和拉班·扫马。两人的出游性质完全不同，却巧合地分别代表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联络东西世界的成就。 先来看看民间士子汪大渊，这位江西南昌的旅行达人留下一本书，叫《岛夷志略》，使用汉文写作游记的古代作者如周达观、马欢、费信、巩珍，大都是因公出差，只有这位老兄是本着对生活的热爱，自费去了摩洛哥、东非，甚至还可能包括澳大利亚。与《岛夷志略》 相比，原来《西游记》尚属东游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汪大渊从泉州离岸时搭乘的是阿拉伯人的商船，他能去到那些地方，是因为当时的阿拉伯人已经热衷于走遍世界。我们猜想，古代一定还有其他中国人完成过汪大渊这样的壮举，但他们恐怕也是平民百姓，又由于未能著书，其事迹也就湮灭而不可考了。《初刻拍案惊奇》之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里描述过这样一则故事， 明成化年间的落魄公子文若虚随本乡的苏州商人贩货至吉零国，偶然携来的柑橘竟被目为奇 货，不意间赚得盆满钵溢。今人考证，这个故事可能本自宋代中国海商远至南印度、斯里兰卡，并将柑橘西传的真事，这类事情在民间想必还有很多，可惜现实中的主人公都是略识之 无的“张大”（小说里的船主），做的又是些不被官府重视的营生，他们只顾倒货，看不懂世界的变化，即便看到了，报告了，官府也必定不以为意。他们真正的后继者到了明代更只能偷偷去做海盗，今天我们都知道“倭寇”其实多为靠海吃饭的中国人，他们之所以与日本浪 人勾结，大部分原因要归罪于明朝的海禁。后来他们又在大明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之间周旋，这就是李旦、郑芝龙之流了，但这股势力既没有像约翰·霍金斯、弗朗西斯·德雷克那样，在做海盗的同时充当海外殖民和航海事业的马前卒，转而成为英国史上的英雄，又始终没有机会成长为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的那些近代远洋贸易大亨，更谈不上像后者一样引发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变革。 敦煌实为西陲陆疆上的泉州，商人、僧侣、军士都要沿着天山南北的丝路汇集于此，再满怀憧憬地赶往长安与洛阳。当时的敦煌也是五方杂处的贸易中转站和旅客集散地，我看到当地的旅游小册子上有写到马可·波罗造访敦煌，虽然这件事恐怕就像意大利“百万先生” 本身有没有到过中国一样可以存疑，但蒙古帝国化解中外藩篱、突破东西门户的客观作用，的确使得敦煌和西域在西方人所谓的“蒙古治下和平”(Pax Mongolica)期间重焕生机。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e)、罗伯鲁(Guillaume de Rubrouck)就是在这时 候分别受教皇英诺森四世、法王路易九世之命访问中国，先后见到了贵由、蒙哥两位大汗。纵然马可·波罗的旅行是子虚乌有，也一定会有来自欧亚大陆彼端的远方来客以修士、使节、商人的身份途径敦煌，抵达中原乃至哈拉和林、汗八里（大都）。而相应的，也一定会有中国人迎面赶去，一路西行。 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位旅行家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马可·波罗是否到过敦煌，我们不得而知，但与他同时代的畏兀儿同胞、聂斯托利派（景教）教士拉班·扫马倒是真真切切地经过银川、敦煌、和田，抵达了巴格达。尽管未能完成朝觐耶路撒冷的夙愿，但他后来又从伊尔汗国可汗那里接受使命，成为第一个出访西欧的中国人。假如记载可靠，1288 年他相继在巴黎、波尔多分别面见了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法王腓力四世，又在归途中参谒了新任 教皇尼古拉四世。晚年的他留在东方教会中任职，最后死于巴格达。比之汪大渊，扫马拥有更加光鲜的个人履历，但因为他在西亚度过了大半生时光，其波斯文著作又只有叙利亚文的摘引片段存世，所以在历史学界的视野中长期几无影响。 令人叹惋的是，就像海上丝绸之路一样，陆上丝绸之路同样也在明代中断。嘉靖三年 （1524年），明朝封闭嘉峪关，抛弃瓜、沙二州，终止对西域的经营，此时正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伟业落幕后的第 94 年，中华帝国于是从东西两个方向正式走向锁国，汪大渊和扫马的旅行竟成了绝唱。 一定意义上，敦煌与扫马，泉州和汪大渊，是陆海丝路在元代达到最后辉煌的象征。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偏偏是在东方固步自封之际，原先僻处欧亚大陆另外一隅的西欧正在酝酿某些划时代的巨变。假如敦煌和泉州的繁荣还能继续，假如到了明末清初，伴随着沙勿略，利玛窦、南怀仁的东来，也有士大夫阶层的精英分子搭船西去意大利、佛兰德、英吉利，早早把握转型的历史契机，而不是将这个时间拖延至二百多年后出洋的郭嵩焘和五大臣，恐怕我们不会在东西方再次正面相遇时落得如此窘迫。 今天的中国已经第一次深深卷入了全球历史的整体网络，敦煌的命运似乎与“丝绸之路 经济带”联系在了一起。但这势必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毕竟我们仍处在海洋主导的时代，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中心都基本分布在沿海和内河沿岸。从历史人的角度来看，除了时政效应，敦煌当前的意义还在于她是一个关键的历史符号，是理解国史的一处重要注脚。1524 年放弃敦煌和 2016 年举办首届敦煌丝绸之路博览会，是一对互为呼应的时间点，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度和国运的兴衰，在此之间发生了有趣的反转。 

03

敦煌，又连接起了人生的此岸与彼岸。 彼岸世界是佛教的极乐世界、基督教的天堂、伊斯兰教的天园、道教的仙境，此岸世界则由科学、理性主导，二者真的势同水火吗？ 科学，早已在当代社会中赢得不可替代的地位，但科学主义(Scientism)作为一种一元论的世界观，却引起了 20 世纪知识界的诸多反思。科学（历史等其它学科同样如此）只是人类无限趋近真理的工具和渠道之一，任何时候科学都只反映了人类一时一地的有限认识，而绝不能也不应等同于真理本身。科学主义的错误在于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唯一可靠的知识 来源，符合自然科学的实证思维和知识体系的学科才能被合法化，这本身反倒是一种违背科 学精神的认识。“主义/ism”这个后缀就是这样让一个好词变得排他、唯我、面目狰狞。 科学主义在 19 世纪末发展到高峰的一大标志，便是自信能够在现世的、物质的此岸和信仰的、精神的彼岸之间划出判别正误的鸿沟。我们过去常常片面地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宗教作为彼岸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无神论的哲学观中似乎 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次敦煌研究院的院长王旭东先生在欢迎我院师生的演讲中提到过文革往事，那时敦煌文物研究所（今研究院前身）所长常书鸿教授为保护敦煌遗产做出了不懈努力。我读到的资料还提到，十年浩劫期间，由于申请到政策保护，莫高窟躲过了红卫兵的冲击，但还是刷过一条标语，就是马克思的这句话。我没有在参观期间找到它，不知道大家有无看到，也许已经抹去了？ 有时我会想，当年红卫兵怒刷标语和今天的孩子半夜去公共场所涂鸦、键盘侠怒刷社交媒体，怕是也有近似之处。孩子们都热爱自由、渴望反叛，但如何反叛，其实大多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在表达个性，但方式却常常是流行的。当然了，涂鸦与刷标语本质上不应等量齐观，除了政治因素外，有的涂鸦毕竟很美。 文革时候，我们与东西两大阵营同时对立，和外部世界近乎完全隔离。当时政治被极左思想主导，盛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教育上向理工学科过度倾斜，众多文科专业被合并、裁撤，宗教遗产等“四旧”也遭到大肆破坏。今天反思这一切，极左思想和科学主义这两种思潮难道不都是出于对权威主义和一元论的盲从吗？同一时期，西方阵营却在发生巨变，那是 “垮掉的一代”、披头士、萨特和法国六八学潮（畅销文学《挪威的森林》就以学潮蔓延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情况作为背景）的时代，是后现代的解构思想要消解绝对正确的时代。宗教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低谷后，没有像预言家设想的那样渐趋消沉，反而在二战后迎来了反弹。2014 年瑞士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对 65 个国家的 6 万多人进行访谈，6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是信教者，只有 11%的受访者自称是无神论者，北美的信教人口比例为 57%，西欧为 51%。不过，今天西方世界的宗教已不同于一个世纪以前，科学主义在这一点上反倒帮了宗教的忙，在被现代科学剥落了迷信的成分后，宗教被提纯了，只剩下了真正的精华部分。 自人生的角度出发，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宗教？因为古往今来，再也找不到一个领域像宗教这样吸引了最多的聪明人，使他们自觉地超脱功利，投身于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无限求索中来。我们大可以不赞同宗教的立场，但是这里面蕴藏的智力总量值得任何后人驻足谛听。如果将各门宗教的神与神迹看作人的意识、活动的投影和外化，那么宗教实则是对人之处境的终极关怀，我们谈论宗教，其实是在反躬自省，体察人性的优劣和人力的边界。 启蒙运动标举理性，批判中世纪教会的颟顸专横，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却错误地把教会和宗教、迷信和信仰混为一谈，继而不恰当地把理性和宗教置于对立地位。康德在《什么 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提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著名口号。但他又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读到此处，我其实有一种羡慕。钱钟书说，“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孩子时期”，随着阅历和年纪渐深，“我们反是我们祖父的老辈”。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方便宛似少年，这句话分明散发着不谙世事的少 年在试图挣脱束缚时不无盲目的自信与昂扬——人的不成熟状态原来只是自我施加的赘疣，只要敢于运用理智，便能轻松加以补救。 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宗教之于当今社会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它能警醒笃信理性的现代人，我们的理性可能天然存在瑕疵，即使瑕不掩瑜。听任人类的理性如脱缰野马般纵横，特殊时刻下可能会为患无穷。法国大革命传播了启蒙精神和理性主义，却将象征理性的女神塑像抬进了广场、教堂，原先教堂里的神像则被抄没，理性取代宗教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自己走上了神坛。随后事态迅速向悲剧方向发展，罗伯斯庇尔、马拉为贯彻革命不惜推行恐怖政治，这固然挫伤了政敌，更摧毁了自己，毁灭了国家。理性、民主的旗号竟催生出了比宗教时代还 要狂热、专制的革命政府，还将拿破仑这位独裁者推上了历史舞台。一个世纪后，同样是出 于理性、科学的名义，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反犹思想甚嚣尘上，不应忘记，纳粹就是在选举中 合法上台的。纳粹军官中多的是出身、教养极佳的贵族，他们与希特勒一道，以冷静的头脑推动了残酷的种族清洗——不，这在他们眼中不是残酷，而是理性。如果理性宣告日耳曼民族至上论是先进、正确的客观真理，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那么铲除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就 好似医生理性地剜去烂疮一样，不需为流血负疚。从 1940 年 4 月到 1945 年 1 月，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早期并无系统计划，实际运转时间更短），奥斯维辛集中营瞒过所有人的耳目，秘密屠戮了一百多万人，只有由极为高效的现代官僚系统、工业体系、宣传部门、铁路网络、人力调配机构进行多方协作，才可能完成这庞大的工作量。如此惨剧只可能发生在唯理性和效率是瞻的现代。 人在理性驱使下坐上了上帝的宝座，自认为能够主宰对错，却每每变成了撒旦。“上帝死了”，“超人”（尼采语）的世纪却森然可怖，二十世纪见证了纳粹屠犹、苏联大清洗、红色高棉运动、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以及持续至今的“核威慑”，我们似乎没能依靠理性结束“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看起来，人性中的某些因子——无论归罪于动物本能、原罪还是“习相远”下无从逃避的环境濡染——必须须臾不离一顶头箍，只不过这紧箍咒只应在非常时刻显灵。在现代社会，业已经过现代化洗礼、专注于彼岸世界的宗教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胜任此职，政教分离后的这些宗教已无法借外力胁迫理性，却可以随时在旁念经、敲打。 佛教自然在此之列。 东亚社会的历史形态早已因为北传佛教发生了质变，而北传佛教则与敦煌有不解之缘。敦煌遗书大部分为佛教经卷，用作藏经洞的第 17 窟原本就是唐代河西沙门“都教授”洪辩 的影堂。前秦建元二年（366），和尚乐僔西来三危山下，顿见佛光闪耀，心有所悟，便驻锡依住，凿窟礼佛，后人竞相效法，以至于乐僔之窟虽已无法辨认，莫高窟却成了今日名副其实的“千佛洞”。同一时间，出生敦煌的另一位大德单道开则先北赴后赵邺城，后南渡东晋建康，一生行止神奇，有善言洁行录入《梁高僧传》。汉传佛教的两位早期关键人物法显、玄奘也在敦煌留下过佳话。身为第一位留下有关西行求法的文字记载的中国僧人，法显年逾花甲仍矢志补阙律藏。《佛国记》说他出长安后在敦煌“共停一月余日”，随即舍身远赴天竺，十四年后（412）又以接近杖朝之年的高龄，不畏万里鲸涛，从海路返国，其间险些葬身风浪，一度漂流至苏门答腊，几经周折方才抵达青岛崂山。 玄奘与法显相比幸运得多，他天资聪颖，少时便以佛学造诣名动两京，后赴天竺，途中虽备尝颠踬，却很快声震五印，获誉“大乘天”，回到长安后更受到唐太宗的亲切接见，享受国家津贴，成了我们这座城市的英雄。但其实玄奘也好，法显也罢，都是置生死、名利于度外的“中国脊梁”（鲁迅赞玄奘语）。玄奘在《西游记》里窝囊起来，是因为他身边多了个无所不能的孙悟空，可是现实中他远没有这么幸运。许多学者相信，孙悟空的文学原型可能是印度史诗《罗摩耶那》中的猴神哈奴曼，其现实原型即玄奘在瓜州遇到并收容的胡商石磐陀，可是这第一位弟子却在不久后便抛弃了玄奘，还险些谋害了师父的性命。然而这里真是玄奘的福地，石磐陀终于打消了恶念。化险为夷的玄奘还得到瓜州地方官和百姓的襄助，顺利经过敦煌地界，出玉门关，平安前往哈密、高昌。惜乎此次我们不曾有幸饱览榆林窟、东千佛洞，两地共有六幅《玄奘取经图》，刻画了玄奘的十七年取经历程。在这些绘制于西夏时期的壁画里，石磐陀已经变成了或牵马或合掌的孙猴儿形象。 石磐陀的身份具有代表性，他是皈依三宝的商人，这样的胡商在丝绸之路上曾经比比皆是，他们也许就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载体。不仅佛教如是，景教、伊斯兰教在华的早期信众也多为东来的商旅。 此岸与彼岸最初就是这么和谐地在敦煌衔接着，阳光、玉门关象征政治、经济方面的俗世欲望，莫高窟则寄托了对往生的期待，这真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奈何桥。佛教宣扬自在无我、诸法空相，适足以解理性之自负，却也不排斥自度度人、布施有为，这又像基督教新教一样为世俗生活留出了一定的意义空间。今天是价值自由、多元的时代，不必非得以宗教为信仰，但是在此岸营营苟苟的同时，若能间或放空自我，遥思彼岸的幽微和究极，或则能在向死而生（海德格尔所谓的 being towards death）的非凡境界中体悟存在的另一重蕴意。 

04

敦煌，更催促我们思考文明的多元与交融。 就我自己的所见而言，明史近年来的快速圈粉很可能与民间抬头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潮有关。或许是我杞人忧天，但明粉对于前后两个兄弟民族建立的朝代所普遍怀有的不满似乎已经不能用历史爱好的畸轻畸重来一笔带过了。这种奉汉人王朝为正统的情绪也表现在民间对秦汉史的热捧上，但由于明代是最后一个汉人政权，所以尤其寄托了某些出于政治正确而诉诸曲笔的隐秘情结。明史热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出现过，同盟会与江湖会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的宗旨既化用自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对洪门三合会“反清复明”口号的政治升华。民国的明史研究经常伴随着对汉民族思想的鼓吹。抗战时期，有关明末、南明和抗清志士的研究还充当了呼唤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清军入关南下、李自成起于陕北的史实更令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有了影射现实的素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同样以李自成的成败警示共产 党人戒骄戒躁，文中还留下这样的文字：“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显然有把中国与满清王朝区分开来的隐藏意味。 不过，百年首尾的明史热终究有不同的成因。如果说民国的明史热出于忧患，今日的明史热则始于骤然富强后的自我膨胀。来到敦煌，却格外适于反思中华文明的多元属性和边界的模糊。 在此之前先谈几句西方文明。有学者做过精当的分析，将西方文明看作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和日耳曼人的联合体。前两者着重于此岸的物质文化和彼岸的精神信仰，可是在建有罗马式穹顶、希腊式山形墙的基督教堂里祈祷的，却是日耳曼蛮族。受崇古思想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纷纷以罗马人的后代自居，管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欧洲人叫野蛮人，后来还产生了“哥特式”(Gothic)这个词，用以形容中世纪北欧日耳曼人发明的艺术风格。现代人觉得哥特风格的巴黎圣母院美极了，但哥特风格最早意 指阴冷、黑暗、可怕，在时人眼中，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那些庄重、典雅、沐浴着地中海艳阳的罗马式教堂的古风相比，就是奇技淫巧的旁门左道。八十年代西方兴起充满叛逆、颓废意味的哥特式摇滚，导演蒂姆·伯顿拍过《剪刀手爱德华》、《大鱼》等一系列古灵精怪的作品，被称为哥特式电影，这里的命名都是取自“哥特式”的本意。 可是彼特拉克及其身后的人文主义者对于意大利史的了解并不如今人这么周全，感谢后世的历史研究，我们知道了，孕育了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中北部城邦正是日耳曼人的分支伦巴 第人来到亚平宁半岛后的主要聚集地，今天以米兰为首府的伦巴第大区就得名于此。论起理来，经过一千年民族融合，恐怕热衷于写作罗马式拉丁文学——不啻为西方的“古文运动” ——起罗马式姓名的人文主义者大多也拥有日耳曼蛮族的血统。 人文主义者的窘况也是今天许多以复兴国粹为己任的汉文化本位主义者的现实处境。何为汉族，何以为汉族，实在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今天举办文艺活动时，同学们流行着汉服出席，我要说，看到你们盛装贲临，成了翩翩公子、袅袅佳人，顿时感到美在心里。然而细细思量，汉服究竟取哪一朝的风格为准？如果以汉代服饰作为名实相副的汉服，汉代受楚文化薰染极重，楚自来是中原华夏世界眼中的蛮族。若是以唐代服饰为参照，唐服又分明透露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气息。倘若答案竟是服饰细节不必寻根究底，那我不禁猜想，大家只是渴望塑造一种符号，标识自身所处群体的特出地位。服饰，庆典，中国风的流行歌曲、电玩游戏，现代社会的流行因素正被这一代的青年人用来包装一个想象中的古典，以期重建现实中本族群的差异性乃至优越性。当这种个人行为日益上升为群体文化，并且借助成年礼、 毕业礼外化为社会默认的公共仪式时，这里其实蕴藏着一丝危险：作为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族群，我们正在主动突显与兄弟民族的心理边界，这是与百年前中国挣脱一家一族的统治， 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后，选用象征五族共和之五色旗的苦心背道而驰的。 我们这次参观了敦煌不远处的长城西极嘉峪关和汉、明两朝的古长城遗址。长城意外暗合了游牧与农耕的分界，但作为草原政权和中原王朝、其他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人为界限，长城却在大多时候形同虚设。敦煌在国史上的繁盛期前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辽宋金元两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其实早在春秋时代，逐鹿中原的强国，从齐晋秦楚到吴越，莫不已然是华夷辐凑的国度。不仅北方如此，南方中国人一样是多民族融合的后代。今天还有一种声音，认 为几次大一统王朝崩溃之际，中原板荡，衣冠南渡，所以南方反而继承了华夏正朔，这当然亦非实情。古时的百越并没有无来由地消失，除了今见于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已与南迁的中原人民一道融合成了现在的南方汉族，此间的情形与鲜卑、契丹、女真乃至中原的华夏族消失在北方民族融合的洪流之中并无二致。有人认为南方汉语方言保留了纯正的古代中原音韵，这话有一定道理，比如粤语就保存了古代的大量入声字，而在糅合了北方少数民族语音的普通话里，入声字已然消失，所以用粤语读古诗更押韵，北方人学写古诗要掌握格律就比较麻烦。但是南方语言的“正统性”也是相对的，不要说分沾了古代中原音韵的吴、闽南、粤等数种语言彼此不通，单是这每一种方言下面的众多分支，相互之间的差异都可能显著到无法交流的地步。那么问题来了，奉哪一种具体的语音为古代汉语的语音嫡传呢？语言学家还告诉我们，南方的傣语、基诺语、苗语、壮语，台湾原住民的语言，以及粤语等汉语方言，与环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具有不同程度的近似性。文明的交流可能会被强势一方主导，但从来都是双向的。南迁的汉人带去高明的生产技术，占据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但血统、语言、生活习惯都必然会吸纳当地的元素。 敦煌遗书里有大量古代少数民族和其他西域人民的非汉文文书，其中不乏用梵文、巴利文等古代语言写就的佛经。当年这些取自印度、西域的佛经由丝绸之路运抵长安，开始了中国古代的第一次大规模翻译运动，慈恩寺便是唐代的京师同文馆，玄奘就是在这里译出了《心经》等佛典。这次汉译明显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造出了许多新词，除了佛、菩萨、罗汉等专用术语，还包括许多今天的日常用语，如唯我独尊、一念之间、不二法门、四大皆空、六 根清净、不可思议、皆大欢喜、飞蛾扑火、天花乱坠、回头是岸、恍然大悟、生老病死，以及本身、世界、唯心、实际、相对、绝对、真谛、意识、因果、悲观、平等、方便、刹那、 瞬间、须臾、圆满、涅槃、轮回、缘分、姻缘、现在、过去、未来等等。 佛经的翻译大有功于汉传佛教的燎原，并促发了儒学的中兴。隋唐以来有衰落趋势的儒学在宋代兼采佛老之学，使原先的儒、释、道三教合归儒门，尤其是援佛入儒，借鉴佛教哲学补益儒学原本薄弱的哲学体系，从而重整乾坤，构建起中华文明的未来主脉宋明理学。宋 明硕儒的影响不仅远届民国至今的新儒家，还传至朝鲜、日本，江户时代的朱子学甚至一度 成为东瀛的官方意识形态。荷兰汉学家许理和著有《佛教征服中国》，“征服”一词过于激烈， 但东来的佛教确实根本性地重塑了中华文明的形态。民国时期，许多知识精英希图研究佛教东传和古代中国创造性吸收佛教的史实，为近代中国应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击资鉴。在国史上，也唯有佛教的传播堪与西洋文明的输入差可比拟。陈寅恪、季羡林就是在这种语境下负笈欧美，学习艰涩的古代西域文字，研习佛教文化。基督教文明的西来，大抵始自近代东南沿海；佛教文明的东传，则主要源于古代西北陆疆，敦煌毫无疑问在此期间扮演了锁钥的角色。 文明也像生物有机体一样离不开兼容并包、营养全面。“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上帝让修建巴别塔的人类从共享一语变为各执其言，彼此不能沟通，虽是担心僭越的人类登上天堂，也未免不是怜及苍生的善举，此后化作万国的人类不是在世间愈加兴旺了吗？ 敦煌是由中华民族共同缔造的宝库，中华民族是一个汇聚又汇聚的大家庭。汉族是古代中原华夏居民与三苗、四夷、五胡、百越等无数兄弟民族血脉交融的后代。同样，维族是蒙 古高原上黄种的回鹘人西迁后与西域的白皮肤居民融合后的子孙，敦煌壁画上就有唐代回鹘国王的画像，那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的体貌。壮族、回族、蒙古族以及一切历史可考的兄弟民族都有着多元交融的来历，没有人能明辨身上哪一滴血的归属。随着中国日渐成为像欧美一样的移民热点地区，今后必然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境外民族加入这个大家庭的熔炉。而在此之上，我们又一道组成了这个休戚与共的民族与国家的共同体。 来到多元文化交融的敦煌，我们也应该像西北的大地一样具备恢廓的气度。一定时期的政治是有边界的，但文明和人却绝不应当画地为牢。进而言之，国别、民族、宗教、男女、地域……都只是外界赋予你的标签，它们想要主宰你的衣装、饮食、爱情、归属，但拥有无限可能和自由选择权的人，才是我们唯一的真正身份。 

后面的话 

身为历史学院的师生，我们因为敦煌之行的学院传统而拥有了一份共同的记忆，以后我们的人生轨迹或许会千殊万异，但是在回溯过往时，这交叠的一点仍会将我们联结起来。 身为带队老师之一，我自问是要做“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不乐意做园丁，不想要裁剪同学们的好恶，我只负责在悬崖边上的麦田边缘守望，看着大家自由嬉戏，谁有跌落之虞，我自然该拉他回来，除此之外，却应在旁止步欣赏。但平心而论，此行中我有失职之处，在五个庙石窟前，我自己抄近路从陡坡上跑了下去，身后的一位女生许是受我误导，也一路跑下来，结果不慎擦破了手。此时我才意识到老师肩负的责任。 当然了，这位女孩子的勇气也让我不由得想要点赞！只是结果还可以更加圆满。 好在有其他几位老师的帮助，还有所有同学的协作，使得此次西行总体上平安、充实、其乐融融。犹记得郭艳利老师为推动学院与敦煌研究院的合作而辛苦奔走，张华腾老师喜迎寿诞，学术硕果又获基金资助，洪海安老师为大小诸事操劳，整整一周几无完整睡眠，葛洲子老师将西北历史地理的生趣向我们娓娓道来，当然还有沙武田老师的悉心讲授——我们从他那里懂得了敦煌壁画的奥秘和在西北松软陡坡上奔跑的诀窍。难以忘怀的还有与同学们的共处时光，大巴在嘉峪关往敦煌的戈壁滩上疾驰的第一晚，你们在车中放歌，我坐在窗边，举头是皎月和繁星，这种感觉实在美好极了。虽然后来我的歌声破坏了意境，但是原谅我，当时的我其实已经紧张到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从宛若幻境的风车阵中驶过时，你们有些人在梦境中错过了好景，我偷拍了你们熟睡中的画面，同时在想，两年后大家走出校门，也许会变成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成为追逐梦想的英勇骑士。在火车上、宾馆里、古迹旁，我还与不少同学畅聊过，在敦煌的谈话给予我许多快乐和启迪，也才有了上文中的些许思考，欢迎你们围观指正，更欢迎就生活和学习继续与我保持交流。 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和同学！ 

（本文原载于《唐潮》杂志第48期(2016.12)，转载于公众号已取得杨盛翔老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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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杨盛翔 傅亭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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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尤雅琪

指导老师/胡耀飞